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不论你是不是IT从业者，每天你都在做信息搬运工的工作，即把你的信息搬到互联网上：一开始只是一些过去已有的资料，比如音乐的网络化（它们很早就是电子形式的了），日报、书籍的网络化等（它们滞后是因为以纸为载体的缘故）；到后来已经变成和我们自身更加密不可分的东西在网络化，比如我们的口头唠叨会搬上微博，我们的思考和给别人的意见会搬上博客、论坛或者问答网站，我们的家人、朋友的照片会搬上QQ空间或Facebook.你发现随着你的添砖加瓦，一个新的世界或者说一个完整社会的雏形，正出现在互联网上。恭喜你，你是开创性的一代，这代人的共同命运是都要成为“数字移民”。你是不是发现有些朋友要找到他们必须时常上网，而在线下越来越少，请放心，这件事迟早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的生活、甚至事业、生意，包括创业和投资，都将移到这个新世界，或早或晚，这不取决于你，而取决于你的社会关系和资讯来源地。 所以，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兴趣了解这个社交新世界。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和我们过去的世界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如果你感觉对它的规则陌生，也许是因为在过去的世界里，你还有很多没看透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带你探访这个新世界的深处，你将发现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比普通人想象得要小很多的世界里，之前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交新世界还没有诞生，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为什么世界很小？ 为什么说新世界是一个比我们想象得要小的世界？其实，这不是说人口绝对数量上的“小”，而是说从你出发，链接到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人，所需要的链接数其实非常小。在通信不发达的世界，信息从一点传输到另一点的成本高、耗费时间长，所以你往往很难链接到世界中的另一个陌生人或者大人物，但其实旧世界的链接数是和新世界一样的，只是过去你很难看清楚。 这个新世界就是依照“小世界原理”来构建的，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六度分割”。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曾做过一个著名的连锁信件实验：他将一封信件随机寄给了位于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的160个人，信中印有千里之外波士顿的一名普通股票经纪人的名字，米尔格拉姆在信中要求收信人将这封信通过自己的朋友寄给收信人，结果大多数人只经过了五到六个步骤，这封信就最终到达了这个股票经纪人的手中。 “六度分割”理论奠定了社交网络的理论基础，米尔格拉姆的这个连锁实验体现了一个似乎很普遍的客观规律：社会化的现代人类社会成员之间，都可能通过“六度空间”而联系起来，绝对没有联系的A与B是不存在的。这一理论现在已经变得泛滥，甚至我们经常在咖啡馆听到有人引用它并以此认为我们可以接触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奥巴马或者比尔·盖茨。但其实在新世界里，有时这种区隔会比你想象得更少，比如只需要2-3度，但有时区隔却比你想象得要更多和更难以穿透，只是过去你不知道哪里无法穿透，现在你知道它被什么挡住了。 比如在微博或者Twitter上，因为鼓励关注（Follow），少量用户被大量用户关注，所以新闻很可能在第二步被一个超级链接器类型的用户转发，新闻就能覆盖全网，从微博得到的数字是2-3度，而不是许多社会网络里平均的5-6度。这就是为什么说Twitter或者微博的信息组织方式和机制是加速信息传播的一种产品形态。但在Facebook的后来版本中，甚至再近一点的Path等新型社交产品中，信息被更严密和多维度地区隔、过滤，你要想在这种网络上链接到任何一个人，平均度数可能多很多，比如必须有N个以上共同好友，才能联络一个人等。在这些壁垒面前，你发现的确有些人，你是很难联络到的，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也许你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人物。 然而，最初的“六度分割”理论并没有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行定量分析，换句话说，最初的“六度分割”理论之中的所有联系之间并没有强弱之分，但是在真实世界或者模拟到更加逼真的社交新世界中，人和人的关系其实是存在加权处理的，就像微博上被关注多的用户，其传播能力就强大很多。进而我们对社交新世界中不同权利的人要有一套认识体系，这套体系是小世界原理后面的另一个真实世界的巨大发现：弱关系。同样许多人知道，但仍存在一些误解。 弱关系真的重要吗？ 提起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和强关系理论，通常会想到找工作之类的事情，但其实弱关系模型正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实验，甚至大到伊斯兰的社会变革，小到你买一件衣服。之所以说是实验，意思是这里也存在许多未经验证和没有完全清楚的问题，比如《引爆点》的作者格拉德维尔就提出过的问题——在没有Facebook和Twitter的年代，美国黑人运动是如何展开的；在有了社交网络的时代，弱关系就真的那么重要，外国人会为了伊朗革命而真正牺牲个人利益吗？还是仅仅在Twitter喊喊口号而已？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2007年，李英强、余世存等一干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立人乡村图书馆”，旨在通过乡村教育进行一场社会实验。虽然在线下取得了不错的捐书和建图书馆的成绩，但从去年开始他们还是关注到微博的传播力，将实验搬到社交网络上。经过一段时间尝试，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尽管他们号召捐书的倡议被转发和评论上千次，但是大多数人的热情仅仅停留在了口头支持。其实，对于大多数微博控来说，他们并不缺乏爱心和捐点儿图书的经济实力，只是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爆炸般的信息冲击下，大多数人很难再特意抽出时间寻找、筛选并捐赠图书，如何让公众尽可能方便地捐赠图书实则关系到立人图书馆的“用户体验”。 李英强和他的同事们于是开始尝试将需要的图书以6本为单位做成礼包，捐赠者只需要点击一键购买，就可以直接将所选择的6本图书捐赠出去。除此之外，捐赠者为立人图书馆捐赠图书的消息也将同步出现在其微博上被其关注者看到，关注者只需要点击链接通过一键捐赠，不到1分钟内就能很方便地完成捐书。借助微博所搭建的社交关系链，更多人得以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一善举中。据设计这项实验的Frost&Sullivan首席顾问王煜全先生讲，这一实验其实是想回答格拉德维尔关于“弱联系真的那么重要吗？”的问题。王煜全认为，实际上在社交网络上，语言带动语言，行动才带动行动，通过行动做出榜样去影响身边的人远比单纯的口头号召要有效得多。 立人图书馆的微博捐书实验仅仅是一个案例。其实，围绕如何让社交网络发挥更大效率的实验还有许多。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掌握更多关于社交网络的知识和模型，那些已经在真实世界中被总结和分析过的，但在社交网络中可以更快速和低成本尝试的模型，对未来的企业家和管理者都非常重要。如何发挥社交网络的巨大价值？首先要找到一些关键点。一个最常见的理论是，找到那些节点人物就能影响整个网络。在格拉德维尔的《引爆点》中提到过的连接器，接近我们说的节点人物。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基于“六度分割”理论演进出的一个叫“贝肯数”（Bacon number）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贝肯是好莱坞的一名普通演员，不同于马龙·白兰度这样的大腕，贝肯在好莱坞电影中从来都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他与当时好莱坞的影视明星发生联系所需要的中间人数量即为“贝肯数”。弗吉尼亚大学一个实验室曾为约25万上过银幕的男女演员计算了他们的“平均贝肯数”，研究发现无论是历史上贝肯数最低的演员罗德·斯泰格尔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他们的贝肯数都在2.6和3之间，并且相差十分微小。 这一发现说明，其实你要想进入网络的链接中心，并不一定要成为大人物，你成为一个“永不退场”的配角也可以非常接近网络的中心，你和中心人物的距离其实可以近到忽略不计，因为那不是一个物理距离，而只是一个链接度的问题。“贝肯数”的发现还说明要想阻断一个网络和另一个网络的链接（比如让马龙·白兰度永远和某个导演无法接触到），隔离“贝肯”这样的高链接性人物就可以了。同样，一个网络社区的崩溃，其实不会因为多少普通用户流失而发生，但几个节点用户的流失，就会造成崩溃。有趣的是，“贝肯”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中被当作一种“比拼记人名”的游戏，即背出和“贝肯”合作过的明星，当然这个游戏也可以把“贝肯”换成其他领域里的某个高链接者。后来马克·扎克伯格给Facebook的一种广告模式取名叫Becon.哪种关系更重要？ 弱关系理论诞生于美国，最初实验也是基于美国社会，根据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华裔社会学家边燕杰提出强关系假说，认为中国社会并非美国那样的弱关系社会，而是一个强关系社会，也就是说在中国想要办成事，靠的不是弱关系所能够获得的信息广度与多样性，而是强关系所能给予的确定而有力的深度的帮助。但我们真的要只在中国相信强关系，在美国相信弱关系吗？在下判断之前，我们有必要知道在社会学家看来，到底有多少种关系是有用的，有必要区分开来，分门别类管理。 事实上，即使是很多Facebook用户，也时常会面临着这样的悖论：尽管他们乐于不断扩展自己的弱关系圈子，但这种弱关系的影响力却随着粉丝数的扩大而递减，因为当他们的好友数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时（顿巴数），就意味着大多数好友会处于几乎不联系的状态。“顿巴数”是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宾·顿巴（Robin Dunbar）在1992年的一项研究成果。按照顿巴数，一个社会群组合适的规模大致是148人，四舍五入之后就是150人。也就是说，有效地记忆、管理、组织的群体幅度应在这个数字左右。超过这个数字，一个群组就无法有效地沟通或者协作。 根据顿巴教授的研究，人类的社会结构表现为：5人左右的亲密接触圈；12-15人的同情圈，即，如果这一圈里有人去世，我们会很伤心；50人左右的群落，即经常一起生活、一起行动的人（已经有限定在这一人数内的社交网络工具出现）；150人左右的氏族，即遵从共同仪式的人；500人左右的部落，即拥有同种语言的人（其实在现代社会，这里的语言有时只是指一些经常交流的人之间约定俗成的词语和概念，外人第一次听到不能理解）；5000人左右的群落，即有共同文化的人。按照顿巴数的同心圆模型，当社会结构的人数超过150人时，相互间的互动和影响就会减少很多，只能靠共同的语言来维系，而当人数上升到5000人左右时，维系社会结构则只能依靠共同的文化。 去年10月6日，Facebook公司在位于加州帕洛阿托（Palo Alto）的总部，举行了一场重要的发布会。这次发布会除了两款新品外，重头戏是被称为“战略级工具”的“群组（Group）”功能。按照F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的说法，“群组功能将推动用户使用Facebook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绝不是夸张。” 事实上，将群组功能引入日益庞大的Facebook正是受到了顿巴数的启发。社交网络让无数青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生怕错过那些好玩的、重要的消息，他们频繁刷屏，期待新的粉丝，查看“回复”和“评论”；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也被切割成为碎片，当过多的好友数目冲击了150人所能达到的稳定的社交结构时，很多人的生活变得效率低下和杂乱无章，他们开始需要类似群组这样条理性的工具重新构建稳定的社交圈子。其实，如果能够厘清标准，给自己的社交网络划清一些群组，信息将得到更高效的呈现。 关系层开放的巨大金矿 尽管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在这10多年里一直是硅谷的忠实效仿者，但是在社交网络这一领域，中国已经具备硅谷所缺乏的开放平台和土壤。“微博宣布了自己全面的开放：将数据和用户关系开放出来，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交网络和Facebook的本质不同——在Facebook上，由于其功能层和用户关系层的严格绑定，开发者只能为其平台开发应用谋求分得一杯羹；然而在中国社交网络中，由于用户关系层和数据的开放，创业公司可以利用社交关系去做更大的事，而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做应用开发。” 从这一角度来看，了解更多社交新世界的运行机制和赋权原理，对于互联网创业者和使用互联网的企业都有巨大帮助。无论是米尔格拉姆的“六度分割”，还是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说抑或是顿巴数，这些社会学及心理学先贤的思想对于已经来临的社交网络时代，正如同卢梭、孟德斯鸠之于200多年前的北美新大陆——美丽新世界已在眼前，需要一批实验者用思想家们的理论缔造新世界的社会规则。 而今天最重的改变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实验场去实验这些价值巨大的模型。在那些理论提出的年代，由于没有社交网络，欠缺实验的条件——一、海量的实验对象； 二、实时的数据； 三、完整的描述。这三项条件在社会学上从来没有齐备过，而今天在中国互联网领域，由于大平台的用户关系和数据的开放，变得齐备。这将意味着模型可以得到快速的验证，算法将不断进步，机制可以更快调整。“一个全新的社会有可能通过实验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王煜全说。 如果把互联网看作人们逃离旧世界、前往新大陆的话，最初的拓荒者往往遵循着人本能的欲望，正如谷歌的诞生满足了人们不至于在爆炸信息中迷失方向的欲望，Twitter的创立满足着人们八卦的本能，Facebook的崛起顺应着人们窥私的欲望。谷歌、Facebook这些遵循着人性欲望的淘金，使得社交网络这个新世界的基础设施初具雏形，然而创造这个世界真正的文明，则要靠那些借助经典理论、用实验的态度去做更多伟大的探索。 如果用一个更形象的例子来比喻，社交网络时代的中国互联网就像当年“五月花号”发现的那个美丽新世界：之前的10年百度、腾讯等的崛起使这块大陆完成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吸引更多旧世界的人来此淘金，当这块大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时，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就亟需被构建，而社会学家们关于社交网络的思想必将成为构建这个新世界的智慧源泉。